二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記者

在《人民不會忘記》的重印記者會上，行家稱為「老師」的陳慧兒（其英文名是Lucy，故䁥稱為老師）說，八九年春天本來去北京採訪人大政協，料不到變為採訪王丹，目睹局勢劇變。她在六月三日前返回香港，在家看CNN，「當電視報道，軍隊入城，廣場的燈熄滅，我就啪聲關掉電視．．．最不想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。」雖已事隔二十年，她說來聲音仍奈不住微微抖顫。經歴過，怎能忘記？

另，陳潤芝自資採訪及撰寫《六四二０》。他們盡其能力，抵擋政府的洗腦行動。

籲同行勿因權勢埋沒良心　《蘋果日報》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　　　
飛機降落啟德機場，謝志峰在機艙內失聲痛哭，身旁的記者安慰他，「到了香港，沒事了。」他的眼淚卻無法停下，「嗰一刻我唔係為咗自己嘅安危而喊，係為咗成件事件、成個民族，唔知未來發生咩事而喊。」
1989年，他任職亞視新聞部，一直被喻為 6月 4日凌晨最後撤出廣場的記者，把學生民眾和軍隊的所作所為，全看在眼裏。
他勸喻今時今日否定六四血腥鎮壓的「擦鞋仔」，不要為一時權力埋沒良心，歷史會還六四公道，到時候，他們會沒有顏面對子孫。　
20年前的一事一物，謝志峰仍然非常清晰，廣場內的佈局，娃娃兵的衣着，每個細節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6月3日晚上，他和亞視新聞部的同事揹着燈架和攝影機，一步一步踩着通花磚，爬上天安門廣場對開的公厠頂。那裏望到整個廣場，附近的馬路充斥着軍隊，不時看到火光，「當初儍吓儍吓，以為係訊號彈，後尾先知係子彈。」
他們一直在那裏拍攝和透過長途電話做直播，直到凌晨 4時，才開始撤退，「再唔走，我哋就陷入士兵當中，我哋影咗嘅嘢，都可能傳唔到返嚟。」無數在電視前看新聞報道的香港巿民聽着謝志峰說：「我哋冇辦法留落去，要走，唔係冇帶（錄影帶）返嚟，會盡辦法做報道。」
就在那時，廣場關燈，「我當時覺得好震撼，無論做任何嘢都唔應該熄燈，熄咗燈就冇人知道入面發生咩事。」黑暗中，他只聽到槍聲不斷。清晨返回廣場，場面很混亂，「見到啲學生走出嚟，軍隊夾住坦克，有啲人（學生）受槍傷，佢哋嘅精神係陷入咗歇斯底里嘅狀態，好驚恐。我當時諗唔到會發生咩事，希望唔好有恐怖嘅事發生，醫院好多傷患，馬路上好多傷者，外圍嘅遭遇戰最厲害，仲激烈過廣場附近。」
「最後一個撤離現場的記者」這個稱號他自言不敢當，他解釋撤走時長安大街及廣場各處仍有不少行家，只是大家不能做現場報道，惟有他的隊伍有手提電話，才讓觀眾有此錯覺。
89民運，讓他深深感受到學生的愛國精神；運動由學生發起，工人、巿民、知識分子，甚至國家機關的辦事人員都相繼加入，及至每個層面、每個階級，足以證明民心所向，「我哋返嚟嗰陣過關，啲人問我有冇錄影帶，我話有，佢（海關人員）就叫我走。」
20年後，六四還沒有得到平反，反而似是而非的所謂「客觀」看法越來越多，有人指運動有外國勢力在背後推波助瀾，謝志峰平心靜氣說，「當時官倒橫行、通脹加劇、貪污嚴重，整個運動有社會基礎。（外國勢力）憑常理一定有，但呢個係簡樸嘅學生運動、愛國民主運動，呢個主體不能否認，碗飯周圍係有烏蠅，但你唔可以就話佢唔係飯。」
「本末應該搞番清楚，事實上社會出咗問題，人民追求民主，唔可以倒果為因，用有外國勢力介入嚟否定呢件事。唔係講緊良心嘅說話，我難以苟同。」對於有人批評在這場運動中，學運領袖爭權奪利，此後生活糜爛，謝志峰說：「人始終係人，有人性嘅弱點，嗰時嗰刻係良知嘅表現，表現出嚟係人性嘅光輝，係唔可以抹煞嘅。」
他沒有想過，事件發生 20年後，仍得不到公道，「比我想像中慢，而家啲人越來越長命。當年嘅學生散居外邊，都 40、50歲，青春血汗、離鄉別井，幾多人喺監獄，幾多人喺裏面鬱鬱而終我哋唔知。佢哋嗰陣好辛苦考入北大、清華，生命光陰就咁冇咗，歷史上有能力嘅人應該還佢哋一個公道。」
他明白要建制內的人說出真相是奢求，只希望有心人盡可能保留當時的歷史證據。他認為民主潮流不可抗拒，台灣二二八事件、文革都得到公論，「我覺得再過20年，相關利益人士唔喺度，可以有番個說法。」
對於那些當年慷慨激昂，今日否定六四的人，他如是說：「而家嗰班擦鞋仔唔好埋沒良心，要有歷史智慧。呢件事遲早會有公道，到時佢哋唔知匿喺邊，點面對自己子孫？一時講唔到乜嘢咪唔好講囉，講啲同當初見到完全唔同嘅嘢，為咗一時嘅權同利，第日日子都幾難過。」
謝志峰的長女89年8月出生，他有跟她提及當年發生的事，「如果當時我嘅仔女喺學生入面，係佢哋嘅一分子，我會覺得係光榮，因為佢識得獨立思考，為公義、公平而咁勇敢，我會自豪。」
記者的筆是利器，一筆一劃，勾勒出歷史。 20年過去，六四由「屠城」變「事件」，由「民運」到「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」。仍在傳媒工作的謝志峰，沒有忘記當年廣場上的場面─一個年約六、七十歲的老頭兒，滿頭白髮，擠在學生當中，身上斜掛着布條，寫着「人民日報高級記者」，一方面支持學生，同時爭取機會說出真相。
由亞視新聞部轉到港台，謝志峰始終為着公眾的知情權工作，對於有人指「六四屠城」一詞過於煽情、不準確，他說：「但係開槍係事實，坦克係事實，起碼死人係事實。」
「嗰班同學，數以百萬人走出嚟，純粹係中國知識分子嘅純潔表現，邊個會諗到為名為利？只係一腔熱血，中華民族嘅棟樑就咁無咗，有良心嘅人，應該要對得住天地。」
他直言記者要安貧，「而家唔係話再講我就炒你、冇得撈，如果仲有說話嘅餘地，都應該慷慨成仁，從容就義……讀書人本來就兩袖清風，做呢行，一萬個得兩三個做老總、做社長，要甘於貧，支筆先會硬。」
他提醒同行不要因為權勢，埋沒良心，「除非人哋搵槍指住你個頭㗎啫，要記住你寫嘅就係歷史，會一路傳開去。」
今時今日，當年一起在前線採訪的行家，有些已晉身傳媒高層，他們旗下的機構，對六四有截然不同的說法，「真係唔好做得咁過份，大家出嚟食飯都好難堪，嗰時啲筆記我仲喺度，當年你唔係咁講㗎喎，啲義憤之言，大家仲可以對得返。」